在新型冠狀病毒(COVID-19)爆發後,許多人被迫改變原有的工作型態,當中也有些人原本就被允許以較有彈性的方式工作,進而轉換為遠端工作,但據說開始遠端工作的當下也有許多人感到壓力。聖安德魯斯大學研究哲學的教授黛林湯瑪斯(音譯)如此說「遠端工作破壞了工作本身附有的重要優點」

Why working remotely feels so jarring – according to philosophy

隨著新型冠狀病毒(COVID-19)疫情,世界各地的雇用狀況遇到巨大的改變,黛林湯瑪斯表示「幾個月前,我們還在探討機器人是否會讓人類的工作變落後,現今的議題則是工作上的關係本質已經被改變。」多數人表示,對於工作的關係變化有感,在疫情爆發後更是突顯出工作在社會的機能上扮演重要的角色。

哲學家Anca GheausLisa Herzog主張工作本身並非單純賺取金錢的手段,它還存在於複數的附加價值,像是社會貢獻、社會認知,並是在一個人能否更多攝取屬於社區的經驗上扮演重要角色。黛林湯瑪斯更表示,例如藉著開設以研究生為對象的講課,讓自己可以有機會向其他成員展示自我,藉此被肯定、評價,也可以提供貢獻。

工作本身並非單純賺取金錢的手段,它還存在於複數的附加價值,像是社會貢獻、社會認知,並是在一個人能否更多攝取屬於社區的經驗上扮演重要角色

在現今的世界,一個成人平均一周有40小時左右,起床後三分之一的時間都投入在工作,工作上的關係佔據了人們社會生活的大部分不足為奇,不僅與同事一同度過相同的時間,合作並在各自的想法磨合下決定事宜,締結了與家人之外的交流關係,當中有些同事之間的關係甚至濃厚到超越朋友或是家人。

哲學家Andrea Veltman
指出:有意義的工作不單是明確的滿足人群在社會當中之需求,同時也建構了人在知性及自律性等多樣之能力,是促進人們成長的推手。透過使用在工作上發展蓬勃的能力,得到其他人的認可或是進行社會貢獻,可讓人自尊心得著滿足,並藉此展現自我等,是具備滿足多面向社會性需求的一環。這些都是幫助人在社會性的行為及心靈健全的基石。

黛林湯瑪斯說道「有意義的工作可視為自我人生的一部分,在能夠與自己重要的人們有連結也是有幫助的,也就是說,有意義的工作讓人的生命更加完整,且是推動人能夠與更強大的存在連結之重要動力。」

人本來就是社會性的生物,工作滿足了人在社會上的需求,為社會帶來利益的工作並非全部都須動用身體勞力才能得著,但在疫情爆發後,被迫在家工作的人們便難以從工作上得到社會性的利益。

無法從工作上得到社會利益的原因之一,黛林湯瑪斯指出「在職場的協作變成藉由電子書信為媒介,是一種較單向的互動,所決定的事為各自個別的意見連鎖而來。」僅提出必要事項的傳達互動,很難體會自己的工作對於他人的重要度,且與實際面對面的會議相異,與會者在視訊會議後也很難再另有一個後續討論,或是工作成果的祝福機會等等。

雖視訊會議可以直接與同事對話,卻失去原先擁有的私人話題談笑機會,或是釋出感謝的動作,失去許多在現實社會可以見面的場合能做的事情

黛林湯瑪斯提到,雖視訊會議可以直接與同事對話,卻失去原先擁有的私人話題談笑機會,或是釋出感謝的動作,失去許多在現實社會可以見面的場合能做的事情。人們雖可藉由網路維持在工作上需要的連結,不過單純這樣並無法得到原先在工作上可以帶來的社會性利益,為此,在經歷疫情後的社會不該一股腦的推廣遠端工作,反而與技術進步相反走向,或許讓某些作業方式維持舊有的模式進行。